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发布涉农村大龄男青年婚配难的调研报告。报告显示，近年来，部分农村大龄男青年婚配难题愈演愈烈，对当地农村家庭建设和基层社会稳定均产生明显冲击。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分析原因时表示，一是经济社会发展，大量农村青壮年男女去大城市务工，女性通过婚嫁等各种因素留在城市。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男性人口比女性多3490万，这是城市结构性问题。除此之外，还有彩礼问题。有调查显示，有些农村彩礼，包括房子、车子等加起来五六十万甚至更高。而去年全国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才2万多块钱。

　　对于这个问题，丁长发认为最重要的是能不能开放国际婚姻。国内很多男青年去了俄罗斯、柬埔寨、越南、巴基斯坦等，通过“引进来，走出去”，引进海外适龄的女青年。

　　其次，是经济社会发展，“我们经常讲的农民工市民化、市民国民待遇化，很多青壮年男性务工完，留在城市找对象的机会可能好一些。”丁长发表示。第三，丁长发称，通过鼓励建立生育友好社会，促进男女性别比例对称，从而建立比较和谐的社会。所以解决大龄男青年的婚嫁问题，需要多措并举。

小情侣因30万彩礼无奈分手

焦点访谈聚焦“高额彩礼何时休

　　”针对彩礼问题，央视焦点访谈也做了相关调查。近年来，一些地方的彩礼金额越来越高，甚至有了流行的所谓标准。对于那些适龄男性而言，彩礼负担已经成为婚姻大事中的“不可承受之重”。为了给农村彩礼“降温”，中央文件多次提及推进高额彩礼的综合治理，很多地方也在探索用各种方式给高额彩礼“踩刹车”，减轻农民婚嫁负担。不久前，记者前往一些地区对高额彩礼现象进行走访调研。

　　在江西赣州一家商场内，记者遇到了一对年轻的情侣。男方家准备了十来万元的彩礼，而女方家要大概三十万元左右，因为彩礼问题双方准备分手了。

　　询问之下记者得知，小谢和小邹分别来自赣州的寻乌县和会昌县，是异地恋，也是初恋。在小邹的要求下，已经濒临分手边缘的两个人，在周末相约市区再见一面。

　　小邹：不能用钱衡量一个人，不是在嫁女儿，而是在卖女儿，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其实在家里我一直没有太多话语权，只能尽量去争取。因为我还有两个弟弟，我爸爸生重病，所以我更多还是要为家庭考虑一点。

　　接受完记者的采访，两个年轻人就离开了商场，搭乘长途车各回各县了。几天后，记者在寻乌县再次见到小谢，他说他和小邹真的分手了，从赣州回来后再也没有联系过。

　　小谢：因为那边习俗，她们家要的彩礼那么高，我们这边给不了，所以只能是分开。我们因为这个事情交流过，相互也试探过，看家里什么反应。一沟通就吵架，不能心平气和聊。

　　今年25岁的小谢大学学的是体育专业，目前在当地县城一家体育培训机构做助理篮球教练，每个月工资4000多元。小谢说，他爸爸在广东打工，妈妈在本地打工，还有两个上学的妹妹，此前为了供自己读大学家里花了十多万元。现在面对30万元的彩礼，自己攒不到，家里拿不出，小邹的家人又不松口，于是两个年轻人就这样被裹挟在彩礼的漩涡之中。

　　小谢和小邹的故事只是当地高价彩礼现象的一个缩影，女方讨要高价彩礼的现象其实在当地非常普遍。翻看一些新闻报道事例记者发现，流行在民间的高价彩礼，有的使情侣分手，有的使家庭“因礼返贫”，还有的以婚恋之名行诈骗之实，甚至滋生出刑事案件的发生。

　　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 张翼：增加夫妻双方矛盾以后，会导致婚姻破裂、离婚现象发生，离婚率居高不下；第二，往往导致两个亲家之间互不往来，原来存在的家庭网断裂了。

　　高价彩礼有多高？哪里的彩礼最高？谙熟这一规则的非“媒人”这个行当莫属。记者在江西赣州地区走访时发现，这里的婚介所数量众多，不少人在做专职或兼职红娘。线上线下，婚介行业非常火热。

　　江西赣州某婚介所工作人员：我们这边彩礼有点偏贵，在二十八万元到三十五万元之间，最多的彩礼三十八万元。

　　记者采访发现，这些将彩礼当作婚姻的“筹码”，甚至明码标价的做法，给当地适婚青年及其父母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参照江西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3年该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000余元，其中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突破2万元，相较之下江西部分地区彩礼金额可达人均收入的五六倍乃至十几倍。在山东聊城莘县，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孟庄村的老孟一家，去年他孙子订婚，光彩礼就花了30万元左右。这个数字相当于鲁西南地区正常农村家庭两个劳动力外出打工几年的收入。

　　当地一位婚恋中介机构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老孟家的彩礼数额在当地很普遍，农村的彩礼要高于县城。记者调查发现，高价彩礼现象多发于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彩礼数额普遍高于城市，这是第一个特点；其次，“通过女儿出嫁为儿子换回彩礼”也是高价彩礼多发地区的一大显著特点。

　　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 张翼：女方家有哥有弟，家里面希望通过女儿要的彩礼再去支付儿子女友家要的彩礼，通过婚嫁过程中的彩礼补足自己家庭的不足。县城以下基层社会的女生少，选择余地就大，彩礼是多少、家庭经济情况怎么样、县城有没有房，增加了婚姻选择中的非爱情因素。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共同把彩礼的价格往高推。

　　高价彩礼的另一大特点，就是治理难。例如2020年，山东莘县实施发布了“杜绝高价彩礼 从我做起”倡议书，倡议书内容纳入村规民约，全县878个村庄的妇联主席担任义务红娘，力图通过这些措施来治理高价彩礼现象，但成效并不明显。

　　彩礼多寡，看似小事家事，却是影响社会风气的大事。近年来，除了山东、江西等地陆续出台倡议，国家层面也频频出手。2019年，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文件中首提治理“天价彩礼”，2020年，民政部印发《关于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2022年，八部门联合发布《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但从记者的采访看，高价彩礼在一些地方依旧存在。

　　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 张翼：它取决于社会在婚嫁过程中所形成的习惯。我们做这个事情已经快二十年了，反对天价彩礼，倡导婚姻自由，婚姻自觉，希望婚姻在男女双方之间平等的基础上达成爱的结果，实际上到现在为止这个现象还没有消除。

　　让彩礼归于礼，除了有关部门倡导、公众移风易俗等措施外，法律的介入也必不可少。今年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施行，对返还彩礼的多种情形做了明确规定。其主要原因就是近年来因彩礼引发的婚姻家庭矛盾纠纷日益增多。例如在其公布的一起典型案例中，原告祁先生和被告李女士经人介绍认识，男方在支付女方家10万元彩礼后两人于2022年4月结婚，婚后两人经常吵架，李女士于2022年底提出离婚。

　　2023年11月，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虽已办理结婚登记，但共同生活时间较短， 且共同生活期间无大额支出。综合考虑全案情况，酌定女方向男方返还三万元彩礼。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 王丹：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一个婚姻，最重要的还是感情基础，双方的价值观。所以彩礼数额高低，既不能体现出感情，也不能体现出重要程度。高额彩礼不仅让婚姻埋下了隐患，而且会物化自己的子女。高彩礼不是面子，而是伤害自己子女的一把隐形的剑。

　　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这是对美好婚姻的祝福，也是对社会文明的守护。如果彩礼是给姻缘定价，这样的婚姻注定不会圆满。婚俗领域的陈规陋习，背后交织着家庭观念、社会风俗等复杂因素，确实难以靠一纸禁令扭转，治理也不可能一步到位。深化婚俗改革，还需要拿出更多务实有效的举措，促进人们的观念更新，推动文明新风落地生根。